文章整理自彭冰老师发表于“2016年第二届北京大学法律图书宣讲会”演讲录音。
    大家下午好。
    刚才听了半天，我确信傅郁林老师是来砸场子的，她拿了三本那么厚的书，仔细看，没有一本中文书，明显是瞧不上我们中国出版社嘛！
    不过，在刚刚北大出版社的法律图书展示视频里也可以看到，展示的很多法律图书都是翻译作品。当然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整个法律这套体系是从西方传过来的，虽然从沈家本开始算，我们也有了一百多年的法律移植时间，但是中间有漫长的中断。实际上我们真正重拾法律的传统，不过是最近三十年时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关注中国问题很重要，但真正习得西方的法律传统，了解和掌握这套法律制度里面，那些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罗马法传统铸造出来的细致、精巧的法律机制更重要。
    我记得十年前我就跟贺卫方老师说过：您应该专心译书。您这样功成名就已经评上教授的，不像我们青年学者有论文发表的压力，就应该专心译书。这样对推动中国法律事业的进步贡献更大。
    这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现有的学术评价机制，导致像贺老师这样的学者和专业人士很少去翻译图书，导致现有的专业翻译水平很差，大量的译本粗制滥造。原来我经常买书，其中大部分都是翻译的著作。再后来发现，这些翻译作品大部分都需要扔掉。经常当我读不懂的时候就想：一定是翻译错了。去对照原文，真的是翻译错了。我希望像贺老师这样，有专业能力的学者还是要多翻译。
    今天我想讲两点。第一点就是大家刚才谈到的电子化、互联网对于书籍的影响，特别是对法律图书的影响。
    首先从我自己的体会来讲。1998年，我们北大金融法研究中心创办了一个小的连续出版物——《金融法苑》，那时候我们跟蒋总就有合作。
    去年开始，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东西。《金融法苑》还在出版，因为要用到出版社的书号，受到的限制很多，周期也很长，所以，从去年开始，我们开始做一个电子刊物，叫《法律与新金融》，每月出一本，大量的免费寄送和免费发电子邮件，并且通过微信公众号来传播。
    这个杂志比较专业，主要是关注金融领域一些新的法律问题。我们觉得效果很好，在业界很受欢迎。要按正规地说这是一个“非法的”出版物，我们也不需要书号，也不需要出版，找一个印刷店就可以印制。我们还专门请设计师设计封面，效果很好。
    这个经验，是否证明出版社是没有必要存在的，书籍是会消亡的？
    我觉得，在互联网时代，在我们随时能够接触到大量信息传播的时代，这个问题其实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信息的载体，纸质书籍这个载体是会消亡的。尽管像我们这代人喜欢看纸质书，但是下一代，“00后”们，他们已经习惯在iPad上、手机上、kindle上阅读，所以，纸版书籍作为一个信息载体一定会消亡。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出版社会不会消亡？我觉得不会。
    最近我们在做互联网金融的研究，有一些启发。
    金融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这边有人有闲钱，另一边有人资金有短缺，理论上他们应该直接交易、融通资金。但在历史上，因为信息交流很困难，直接融资实际上很难发生，于是就出现了很多中介机构，比如银行、投资公司之类的，他们负责沟通资金的短缺方和富裕方。
    互联网出来之后，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幅度降低，那是不是资金富裕方和短缺方的直接融资交易就会很便利的发生呢？目前热炒的互联网金融理论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但是仔细研究你会发现其实不是这样。
    即使你很方便地知道谁资金短缺，你会轻易地把你的钱给他吗？尽管你的钱闲着，放在银行里利息是负的，你会把钱给一个陌生人吗？未必，因为你很担心他拿了你的钱就跑了。这时仍然需要一些中介机构，它要帮你挑选靠谱的资金短缺方。中介仍然会存在。
    我相信在图书生产或者在信息生产这个市场上，一方面，在互联网时代，很多人可以很方便地制造各种信息，另一方面，很多人有阅读需求，也可以很方便地获得这些信息，但在这两个群体中间，仍然需要一些中介，来帮助读者挑选：什么样的信息是值得阅读的。我认为这就是出版社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书店在未来最重要的功能。
    我刚才查了一下，2013年，中国一共出版了四十多万册书，其中法政图书一万七千册。这一万七千册里哪些书值得读呢？不知道。这就需要中介机构在其中发挥挑选的作用。
    本来出版就已经起到了筛选的功能，一个好的出版社会通过它的品牌，对书籍起到一个推荐作用。我认为出版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消亡的，但是它的形式可能会发生变化，可能以后会大量出版电子书。尽管我每次嘲笑编辑，说你们纸版书很快就会没落，但我认为出版本身仍然有生存的市场，有存在的必要性。
    不过，当纸版书消亡掉之后，是不是就不会有书店了？好比在当当网出现后，像我原来每个月都要去万圣，现在我一年都不去一次，买书都是在当当网就解决了。但是，书店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比如万圣，我有时候会关注它的网站，它每个月会有一个销售排名，我会去看这个。它实际上起到的就是一个中介作用，它会推荐什么样的书是好书。
    未来的书店，我觉得主要的功能也是这个，包括刚才车浩讲到的，它可能是同道或者同好人士的交流平台，会演化为更为专业化的平台。
    第二点，我想谈谈作为一个读者对法律图书的需求。
    刚才蒋总说这次是邀请我们这些作者来讲一讲，其实，提到作者，我就觉得特别不好意思，我欠了贵出版社王晶编辑三本书了。王编辑每年在过年前后都会给我发E-mail说：我不是要催促你，但是今年是不是有什么出版计划？我就跟她说不要烦我，有事请烧纸。所以，这里我不是以作者的身份来讲话，我想谈谈作为读者的一些想法。
    刚才坐在下面我看了北大出版社展示的图书，我就在想：去年我读了什么书？其实，我读的书还是挺多，如果大家关注我的微信号会知道，我现在每个月都要写一篇书评，介绍我这个月读了什么书，哪些推荐，哪些不推荐。但仔细想，去年闲书读了不少，法律方面的专业书读的却很少，都是读论文了。我就在想：去年我读了什么法律方面的书吗？我刚才想了想，只有一本，还是翻译作品，当然是翻译质量很好的一本，讲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失败的一本书，叫《过犹不及——强制披露的失败》。很不错，推荐大家去看。
    我读了很多闲书，其实里面有很多是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士写的，也适合我们这些非专业人士来阅读。好比我最近在读的，12月份我热烈推荐的书——《走出帝制》，秦晖的作品。秦晖是一个历史学家，这本书是他在《南方周末》的一个专栏合集，很容易读。虽然里面细节有一些错误，但是他的观点很明确，读起来舒服，他像用解剖刀一样，把这个问题剖析得很清楚。虽然你可能不赞同他的观点，但是他的分析会让你对这个问题有更清楚的认识。当然，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会被禁的原因。
    作为一个法律读者，我希望读到什么样的书呢？
    我觉得我们这个领域，现在缺的就是像秦晖这样的著作，像周其仁老师经常写的那些文章，出的那些书籍，我们缺这样的东西。当然贺老师在这个领域做了很多的努力，但远远不够。
    我觉得，在法律这个领域，虽然是我们有很专业的、很精细的一些制度讨论，但这些都很难被公众所了解。实际有很多我们关注的问题，其实也是公众关注的问题。如果我们能站在专业的角度来通过一些大众化的写作，把这个问题揭示出来，我觉得会对公众，会对这个社会有很好的影响。
    十几年前，林达写过几本书，林达不是法律专业人士，但是其作品讲得都是法律问题，比如《总统是靠不住的》。这些书影响很大，普及了很多宪政理论。如果我们这些法律学者，能把中国问题也以这种说故事的方式来写，我相信对这个社会会有更长久的影响。
    刚才易继明老师讲到，目前的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但是仔细去看，今天公众对某些热点问题的反应，跟三十年前已经有很大不同。为什么会不一样？实际上是因为这三十年时间里，大家阅读了一些东西，慢慢地接受了一些分权制衡、基本人权这样的一些基本法治观念。这些观念是怎么传播的？实际上不是通过孟德斯鸠的著作——普通读者很少会去读这样的著作，而是通过阅读贺卫方、陈瑞华等人的一些随笔性文章，慢慢地受到影响。这些文章影响社会，为公众所了解，改变了他们的观念。
    我相信，从长期来看，这样一些观念的改变，最终会改变我们的社会。这也就是启蒙的作用。在中国未来，这个过程可能仍然还要持续下去。我们希望北大出版社在这个领域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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