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企业还是政府，聘请法律顾问都是一件大事，聘对了人，顺风顺水，但是要是聘错了呢？麻烦就大了！那怎么办？聘请法律顾问呢，别只顾看名号，更要看适不适合自己。适合的，才是最好的。今天要讲的，就是一个关于聘请错了法律顾问，把问题搞大的故事。

一

这是104年前的故事了，当年有个财大气粗的人，为了自己的事业顺利，特地聘请了两个很厉害的人物做自己的法律顾问。多厉害呢？一个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高材生，参与起草过《纽约市宪章》，另外一个呢？在德国拿了法学博士，还做过东京帝国大学、早稻田大学的法学教授，49岁的时候还被提名过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

如此两个大牛做法律顾问，这架势，简直“气吞山河如虎”！谁能PK得过呢？但是呢，法律顾问这样的事情，毕竟不是看架势，而是要看实用的。反正这个人用了这两个大牛之后呢，就江河日下，倒了大霉了。

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而那两个法律顾问呢？一个是美国人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一个是日本人有贺长雄。他们都是1913年的时候被聘请为袁世凯的法律顾问，他们都給袁大总统出具了一份法律意见书：根据本法律顾问的专业意见，袁大总统适合做皇帝，但本顾问不承担任何法律后果！

二

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在1903年的时候都成为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终身教授，1912年的时候，哥大校长推荐他去做中国政府的宪法顾问，当时的推荐信说“古德诺学术精深、世事练达、性格宽厚，是此职位的最佳人选”。就这样，古德诺就开始了三年合约的法律顾问，顾问费每年12000美金。12000美金，值多少钱呢？这钱在美国可以买40辆最新款的福特T系轿车。

这个法律顾问做了什么呢？在袁世凯蠢蠢欲动想当皇帝的时候，征求他的法律意见，这个宪法学者写下了这个法律意见书，就是那本《共和与君主论》，上面写到：“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也就是说，别想多了，袁大总统，中国就适合君主制，你就该当皇帝。后人虽然很多为他开脱，可是在他出具法律意见书的时候，那可是白纸黑字的，他逃脱不了这个干系。

三

日本人有贺长雄呢？这个人在当时的中国名号更大，因为最初的中国国会议员，好多都是他的学生。198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时候，他是日本陆军大将的国际法顾问，战争结束后，他写了《日清战役国际法论》（法语）和《中日战争中的国际法案例》（英文），为日本的野蛮做粉饰，顺便还黑了中国一把：中国是一个未开化的野蛮国家，说这场战争日本人严格遵守战争法惯例，而中国人严重违反了它。

1904年日俄战争的事后，他又是当时的陆军司令长官乃不希典的国际法顾问，战争结束后，他又写《日俄战后国际法论》、《满洲委任统治论》，开始说，“日本天皇受中国委托，以统治满洲”，“清国以满洲之统治委于日本，决无丝毫伤及其主权，何以故？ 清国以自由之意志缔结条约，故犹土耳其以昔布里斯委英，以坡赫两地委奥，无丝毫伤土之主权。何以故？土耳其以自由意志缔结条约故”。

总之，就是一个不要脸的日本法律人，惹得梁启超挖苦他，“呜呼！吾不知有贺氏为此言，将以欺世界耶？抑还自欺也？自欺则何必欺世界，又安能彼直以一手掩我四万万人目云尔”！有贺长雄的法律呢，就是各种弄虚作假，以及各种不要脸。

就是这样一个人，袁世凯还是聘请他做了法律顾问，顾问费多少钱呢？年薪38000日元，当时的这个日元可不便宜，相当于38790银元，比当时的国务总理的工资都要高很多很多。

就是这样一个拿高薪酬的法律顾问，在袁世凯做大总统的时候，写《共和宪法持久策》，说总统制好啊好；但是很快袁世凯想当皇帝时呢？他的话风就变了，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就说“中华民国并非纯因民意而立，实系清帝让与统治权而成”，所以呢，现在还是应该让袁世凯做皇帝。我其实一直很纳闷，就这样一个人，居然当初还是国际法大神，还差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四

就是东洋人和西洋人出具的两份要命的法律意见书，让袁世凯安了心，于是呢？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折腾出一个中华帝国，法律的理由是找到了，皇帝也是坐上了，只是呢，83天后，他却灰溜溜的下台了。

其实啊，我见过好多公司，大型公司，大得不得了的公司，找法律顾问的时候就喜欢找那种所谓名号大得不得了的人做法律顾问，又不管有没有用，又不管合不合适，更不管这主意馊还是不馊。每每遇到这样的情况，我就会想起袁世凯聘请的两个法律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