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很多都是误会，上北大是个误会，学法律是个误会，出国留学是个误会，当律师也是一个误会，太多的误会组合在一起，也汇集成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接受《方圆》记者采访时，美国德杰律师事务所驻北京代表处管理合伙人陶景洲形容道。在刚刚过去的2018年8月，他被最高人民法院聘任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

有人问陶景洲，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很坦诚地回答：“我没有那么厉害，只是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流，三分靠努力，七分靠运气。”

人生路上的阴差阳错

人物君：经历过下乡知青的生活，又赶上了高考制度的恢复，人生路上的峰回路转是不是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陶景洲：1975年到1976年，我经历了高中毕业之后的下乡知青生活，在那两年时间里，我很快就随遇而安地融入到了当时的生活环境里。在1977年10月恢复高考制度之后，我的人生也发生了一系列改变，通过短暂的两个月高考复习准备，我也敲开了通往大学的法律之门。

1978年1月，我收到了北京大学政治法律系的录取通知单，那一年，北大法律系总共招收82名新生，法律系当时是绝密专业，政审要求严格，而我在入学之前已经是中共党员了。1978年2月底，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坐了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初到北京，也让我一下子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人生圣殿。我不但可以欣赏以前只在书中和画里见过的琉璃砖瓦、宽街大道、亭台楼阁，而且渐渐熟悉了令人仰视的学术泰斗，接触到那些须得穷经皓首或可阅尽的典籍。

人物君：在北大学习之后，您为什么选择出国留学？

陶景洲：临近毕业之际，教育部有一场出国公派留学的考试，当时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结果考入了前三名，这于我而言是幸运的，但后来得知去法国留学，其实心里并不是很情愿。因为我们出国考试考的是英语，可是在公派留学的三个名额中，有两个名额是去美国留学，一个名额是去法国留学，法语大家都不会，都不愿意去，最终因为我是三人中最年轻的，所以被安排去法国留学。

去法国之前，我参加了四个月的法语培训，突然面对一种从来没有接触过的语言，再加上法语的变位形式，法语名词有阴性和阳性区分，四个月的时间根本无法掌握这门复杂的语言，但也只能先去法国再说。到法国之后，我被安排直接去波尔多接受为期一个月的法语学习，当学习结束后回到巴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跑到美国使馆文化处，询问是否可以申请去美国留学。因为语言的关系，一直不甘心留在法国，所以当时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去碰碰运气，结果发现报名需要钱，上学还需要钱，公派留学的奖学金根本承担不起高额的费用，而父母加起来一百多元的生活收入更无法承担起国外高额的费用，无奈之下我只能选择踏踏实实留在法国这一条路。

可以说这些阴差阳错的事情都被我赶上了，我还记得有朋友问我没有去成美国后不后悔，细细回想一番，正是有这样的机遇和困难，才成就了如今的自己。不仅学会了一门外语，还接受了另一种法律文化的熏陶，相对于在美国留学的百万大军来说，法国没有那么多专门学法律的留学生，正是因为这种法律人才的稀缺，成为我职业生涯一个绝好的附加分。

拮据的法国留学生活

人物君：第一次到法国，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陶景洲：当飞机降落到戴高乐一号机场时，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环形建筑的机场里，上下分为好几层，交织着许多隧道式的连接口，就像是身临科幻片的真实场景一般，再对比出发时的北京首都机场，则有着天壤之别。

我至今都记得我到法国的那一天是1982年7月14日，正值法国国庆节，欢庆的气氛比较浓厚，一切事物对我来说都很新鲜，也看得我眼花缭乱。走出机场看到的第一个广告牌是一个小孩坐在一卷手纸上的广告，让我觉得十分好笑，广告的设计充满了幽默感，紧张的心情随之也放松了很多，一直到处看个不停。在这里有宽阔的高速公路，马路上行驶着整洁有序的车辆，我对法国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

人物君：在法国留学期间，有哪些不适应的地方，需要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陶景洲：在世界浪漫之都巴黎的学习经历，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样浪漫，我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语言不通，上课像个聋哑人，基本的生活交流也有许多障碍。虽然有了几个月的法语语言学习，但是远远不能够达到与人沟通交流的水平。记得当时因为语言交流不畅还闹出一个笑话，有一次导师邀请我一起吃午饭，约好的时间是下午一点，结果我理解成了下午三点，十分尴尬。

另外，作为一名公派留学生，仅凭着中国政府按月发的1000多法郎奖学金和生活费，生活也十分拮据。 住房需要支付800法郎，剩下的每餐吃饭需要2法郎，还有一些交通和日常生活开支，每一笔费用都需要精打细算地花，更不可能有多余的钱去学习法语。也有同学劝我可以做一些临时工，赚些生活费，这种方式确实可以缓解生活上的困难，但是一想到留学时间只有一年，语言还不过关，还有很多功课，我的内心就很挣扎。再三考虑之后我放弃了打工挣钱的想法，对于花花世界的大餐、血拼，也只能饱饱眼福，再咬咬牙扭头别过，全心全意将所有精力都放在学习上。

语言是在法国生存的一个关卡，然而学习语言没有捷径，只能勤于背单词，不断练习口语，我经常一个人在外面走路，去看路上的广告牌，记住上面简写的句子，上课时也会把老师的课程用磁带录下来，课下反复听，抓住一切可以学习的机会。

在没有钱学习语言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位热心的传教士，他免费帮助我学习法语，后来我也开始慢慢接触一些法国学生，跟他们交流，锻炼自己的口语表达能力，同时我也逼迫自己要在半年时间内闯过法语语言关。

当时压力特别大，有时候会很想家，和家人通电话费用又太贵，只能给家里写信。信也不敢写得太长，买的最薄的纸双面进行书写，这样在邮寄称重的时候邮寄费用会便宜一些。至今我还保留着双面书写的节俭习惯，而那些家书，也成为我在法国留学时期非常有纪念意义的历史物件。

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人物君：在法国求学过程中，有没有让您觉得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陶景洲：在法国求学，貌似波澜不惊，其实沟沟坎坎的意外也从来不少。在巴黎一大，我一方面学习着课堂和课本里的知识，另一方面也渴望在“世事洞明”的学问和“人情练达”的文章中找到我未来安身立命的突破口。如何学会跟人打交道，如何了解和尽快融入这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这些都值得我去好好研习。

尽管有着诸多的不易，不过也有幸遇到了我的恩师丹克教授，这是让我一辈子都觉得感激的事情。在留学期间，我得知丹克教授将成为我的导师，后来发现他已经退休了，不再带任何研究生，而且他研究的方向是英美公司法和法国民商法，与我在国内学习的比较宪法和比较行政法研究方向相去甚远，这让我十分茫然。

第一次见到丹克教授是他邀请我到他家中吃饭，这种邀请的规格在我后来熟悉了西方礼仪之后，才知道代表的是盛情和重视。西方人办事循规蹈矩，公事公办的时候不需要掺杂任何人情，也没有太多温情的体现，更别提邀请一个陌生人到家里做客并为之下厨做饭。那一天我生怕迟到，提前半小时到了教授家楼下，又怕去早了失礼，就在门口站到了预约的时间才敢敲门。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丹克教授夫妇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且帮我找到了我所研究领域的最好的教授，同时也告诉我将来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来帮忙。

除此之外，丹克教授还从研究中心科研基金中拨款购买书籍供我借阅，在异国他乡，能够感受到这样的温暖，对我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和支持。

人物君：您是如何成为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个中国人的？

陶景洲：一年的留学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刚熟悉语言就要回国心中有些不甘，还有许多想学的知识没有学到，于是我申请延长一年留学时间，也很艰难地争取到了留学奖学金，对于未来如何谋生以及如何发展，成为我同时面临的两大人生难题。

于是我一边学习，一边找工作，节衣缩食，简单执着地等待求职邀约的回复。我始终觉得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在一次与丹克教授聊天中，无意提到了我投简历的两家律所，那时候正好去参加一个讲座，发现这两家律所对去中国投资有些兴趣，就将自己的简历投了过去，正好丹克教授认识其中一家律所的主要合伙人，两天之后，我便收到了那家律所的接收函。

能够被一家法国律所录取，对我来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终于找到了一份可以谋生的工作，而且是法国排名第二的大所，不再担心经济方面的问题，忧的是法国律师行业是一个被严格保护的行业，相对来说比较保守，外国人进不去，就连英美国家也不能直接在法国开设律所，只能设立法律顾问事务所，更不可能有中国人在一家法国律所工作，而我是那家律所唯一的中国人，也意味着我也是进入法国律师界的第一个中国人。

顶着这样的头衔，也让我更加有发奋的动力，我需要更加努力去做好这份工作，不枉费恩师的推荐，也要证明中国人是可以走进法国律师行业的，并且可以做得更好。

人物君：作为一名中国人，在法国律所好不好发展？能不能列举一个例子。

陶景洲：从踏进法国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天起，我的职业生涯就徐徐展开，我给自己定了6个月的回国时限，利用这半年的时间，积攒一些人生财富。然而在越干越起劲的工作中，我慢慢淡忘了留在这里的时限，一直在法国待了10年。

因为有丹克教授的推荐，合伙人对我也十分重视，经常会把一些重要的项目交给我，对于做律师来说，我有一个比较高的起点，所以成长起来也非常快。再加上我所在的律所是法国排名第二的大所，有许多机会直接接触到那些声名显赫的实业家、金融资本家，在为他们提供法律服务的同时，也获得了不少的人生智慧，找到了做律师的价值和乐趣。我在这里不断丰富着专业经验，业务方面也有了更大的拓展。

1986年，我开始代理与中国有关的业务，频繁往返于中法两国之间，帮助客户谈判、签约。我的第一个大客户是意大利服装品牌贝纳通，他们想在中国打开市场，将自己的产品销往中国。当时中国是不允许有外资企业进入销售领域的，只欢迎生产型企业，这就给我出了难题，如何打破这种僵局，向客户交出满意答卷，在我的努力说服之下，贝纳通的销售店铺开在了驻华外交人员服务中心，迈出了外资服装产业进入中国市场的第一步。

不断破冰的律师事业

人物君：您的律师工作主要是什么领域？

陶景洲：除了做律师以外，1986年，我登上了巴黎第二大学、第十大学的讲堂，以法语来讲授中国经济法课程，1988年，我在业余时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法文法学专著《中国涉外经济法》。

我的努力也赢得了许多客户的信赖。记得我做的第二个项目是代表一家法国企业在中国进行红绿灯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的销售和服务。在这些项目中，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律师在跨国企业项目中的桥梁作用，他们需要找到可供信任的律师团队，帮助他们把项目带到中国市场。这种跨文化的沟通，也只有对国外经济社会发展有一定了解的海归律师才能做到。

虽然一开始是抱着能赚钱的目的去做律师的，但我在一次次的跨国项目中，逐步感受到中国特别需要商务律师。尤其是具有海外留学经验的律师，既对中国的经济文化有深入了解，又熟悉国外的经济文化，可以将一些好的跨国投资引入到国内市场，一方面保护了国外客户的利益，另一方面也实现了国内经济的稳定发展。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这也是一种双赢的局面，可以促进国内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我看来，律师圈这么多人，律师职业就像是下象棋，棋高一招就能胜出，有了自己的勤奋努力，再加上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之后，自然就可以奠定自己在行业里的地位，也能赢得更多客户的信任，在行业里巩固自己的地位。

人物君：在法国工作和生活这么多年，对您来说最宝贵的事情是什么？

陶景洲：人的一生会经历许许多多的事情，对我来说在法国生活的十年，也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在法国，我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通过在律师工作中的学习，视野也开阔了，了解了对同样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视点、不同解决方案。

律师行业里人才济济，强中自有强中手，我的导师和律师同事们都特别厉害，看着他们对一些事情的推演，预测对方会怎么做，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给出什么样的应对方案，让我感受到做律师要让自己不断强大起来，不断丰富自己的经历和经验。

人物君：作为律师，一路走过来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陶景洲：过去20多年时间里，我的飞行时间加起来可能要把地球转上百圈，我在一个城市停留最短的时间不过几个小时，也习惯了在飞机上倒时差，一旦工作起来，就永远是停不下来的节奏，几十年如一日。有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保持这种“工作狂”的状态，其实对我而言，忙起来虽然有点辛苦，但是我更享受工作的状态。我觉得能够将一生的时间都花在法律事业中，对我来说是最快乐的事情。或许是受我的恩师丹克教授的影响，能够认认真真地做好法律工作，不断进行研究，用自己的法律知识去推动经济的发展，也能体现律师的用武之地。还有让我感受特别深的事情是，我经常跟年轻律师说，当律师最主要的就是要跟对师父，有了师父的正确指导，对个人的发展来说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未来，将法律精神传递下去，将律师的职业精神传递下去，帮助年轻律师快速成长起来，这也是我作为一名行业资深律师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