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院线热映的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引起了大家对当代中国创业模式的热议，这部电影从微观视角刻画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民营、个体企业艰难的发展历程，虽然从片名看说的是合伙，但却让我们看到了“散伙”的冰山一角，近日《新商务周刊》就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散伙人”的文章，细细品读，才觉所谓中国合伙人的盛宴有时不免多是带泪的微笑。

　　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做生意的鼻祖，这点可能也不假，《史记》中专门有“货殖列传”，西汉也有像《盐铁论》那样的政治经济学扛鼎之作，站在农耕文明的角度，中国人绝对是不乏做生意的聪明才智的，自古以来在民间形成的徽商、晋商、潮商等地域性商帮，可谓源远流长，不过，历史上的这些商帮主要是通过亲族共济和官商结合来维系其生存和发展，因此，它反映的是血亲政治主导下的一种逐利模式，反观工业文明以来西方在工商业方面的突飞猛进，则表达了资本在市场上的强势话语权，而将资本关联起来的就是契约这个纽带，在这一点上，东方的重农主义和西方的重商主义体现出了不同的偏好。

　　现代公司制度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商业组织或行业工会，最初的公司模式以家族制和合伙制为主，家族制一直普遍地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商业组织中，其法理基础是家长权威和世袭继承；合伙制公司又可称为熟人公司，相互熟识的人为了协作而建立，其法理基础是契约。现代公司制度主要是在合伙制公司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其法理基础也从单纯的契约演变为公司章程、公司规约和公司法等严密的制度，而且由于社会诚信机制的有效建立，合作者也由熟人扩大到陌生人之间。除了投资者发生转变外，企业的经营者也发生了变化，投资者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职业经理人来代替自己实际经营，美国企业史大师钱德勒认为经理人革命成就了美国，以科层制度为标志的现代工商企业成为主导性的企业形态，它很好地解决了企业所有人和经营者的权力划分，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做到了有效的平衡。在西方，即便是传统的家族企业，也早已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化，例如，创办于1886年的美国庄臣公司，是一家主要经营家庭清洁用品、个人护理用品和杀虫产品的家族企业，他们完全按照现代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运作和管理，并且更多了一种家族的荣誉感和责任感。

　　工业化和现代化较晚也较落后的亚洲，在建立现代公司制度方面有着非常不同的发展历程，日本近代的企业制度与其政治结构有着紧密的关联性，德川家康1603年建立了江户幕府，其政治结构为：幕府下面设藩，藩下面设村，村则由诸多家族所构成，这种结构在明治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中被成功运用在企业治理上，建立了一套诸如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对正式雇员的全包式录用、对员工的定型训练、注重人和、集体决策、对员工的福利待遇等被称为“集团主义价值取向”的管理模式，极大推动了其工业化进程，也造就了日本的许多长寿家族企业，当然，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以及家族制模式固有的弊端，日本也逐渐向现代公司制度转变。在台湾、新加坡和韩国，也存在着类似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如果用一条线串联起来就是，从亲缘到契约再到制度。

　　中国企业的发展，无论是家族制还是合伙制，都与西方不同。我们的家族企业，往往会通过比西方国家更高的控股权比重来实现家族控制权，坚持一股独大的股权结构虽然降低了与其他中小股东的沟通和交易成本，但也降低了中小投资者对企业的投资兴趣，导致家族企业规模有限和缺乏长期发展的动力。而且由于普遍缺乏信仰和家族荣誉感，在中国企业中家族制的弊端尤为明显：封闭落后、管理低下、裙带关系，“夫妻店”、“幼子公司”、“影子公司”比比皆是。中国的合伙制也不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一种契约合作，依赖的是哥们的江湖义气，无论是刘关张的桃园三结义，还是梁山好汉的聚啸山林，都是小农经济下等级制度的一种延伸，这从其盈利模式中也可以看出端倪，那就是绝对的功利主义、投机主义，许多做实体企业的投资者往往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便热衷于投身资本市场，从而导致普遍的企业空壳化现象。中国企业的另外一种偏好就是喜欢搞官商勾结、官商不分的垄断，有权便有钱，有钱更有钱，《投名状》中高喊的“抢钱、抢粮、抢女人”，正是权力的内心写照，无怪马云最近也颇幽默地说：国家是最好的盈利模式。而在潮流逆顺之间，考验着一个国家和民族对未来的抉择。

　　当代政治学者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经济繁荣与信任密不可分，美国、西欧等属于典型的高信任度国家，在这些国家，开放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极为发达，生产要素流动顺畅，市场和分工能形成良性互动，资本密集的大型公司能够通过股份募集的方式组建。而在我们这个国度，由于自上而下信任体系的缺失，人们只能在家族内部或者熟人之间形成合伙，当外部出现变化导致合伙人之间产生嫌隙时，由于缺乏理性的契约理念和制度规范作支持，信任大厦瞬间崩塌，散伙也就成为必然了。而要转变这种长久以来的弊病和恶性循环，让更多的企业都能成为百年老店，成为社会大众能够信赖的常青树，就需要更多的诚信和理性精神，从而完成向契约向制度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