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讨论了风险、风险导向型审计及审计质量之间的关系，主要观点包括：风险导向型审计产生于美国20世纪70年代高法律风险的外部环境；我国职业界所面临的法律风险低，如果简单套用风险导向型审计，有可能导致审计质量系统性低下。文章还进一步讨论了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的道德风险困境及对审计质量的负面影响。

　　[关键词]法律风险；风险导向型审计；道德风险

　　一、问题的提出

　　“银广夏”事件的爆发，使我国会计职业界再次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审计风险。如何回避审计风险、保护自身的，成为会计职业界关注与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国内一些刊物在讨论时还认为，以五大为主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采用的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因而，能有效地规避风险。这些讨论倾向于认为，我国会计职业界也应引入风险导向型审计。

　　究竟什么是风险导向型审计，对此，各种教材、中涉及颇多，不存在重大分歧。但是，风险导向型审计是否能有效地应用于我国当前的环境，以提高审计质量，则是本文所要关注的问题。本文还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以五大为代表的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在我国会计市场的行为是否会因为我国近乎于零的法律风险制度环境而相应降低？

　　二、风险导向型审计产生的背景：简单描述

　　按照Jensen与Meckling（1976）的论述，审计是为了降低代理成本而产生的。Watts与Zimmerman（1983）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十四世纪前后英国商人行会（merchant guilds）时期，审计就已经得到有效的运用。

　　从技术层面来看，审计经历了早期的帐项基础审计到20世纪40、50年代的制度基础审计，到70、80年代逐渐发展为风险导向型审计，特别是从制度基础审计转向风险导向型审计，与日益增大的法律风险关系密切。

　　美国1933年发布的《证券法》，将审计人员的责任对象从直接委托人扩大到间接委托人（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且规定审计师（作为被告）负有举证责任。受此影响，美国会计职业界面临的审计诉讼压力，逐渐增大，到70年代初达到高峰。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一些审计诉讼案例中，即便审计师证明其审计程序遵守了相关的审计准则，客户的财务报表也遵守了相应的“公认会计原则”，法院也认定审计师需要承担相应的审计责任，并认为，遵循一套由会计职业界自己制订的程序，不能表明其就没有责任。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使得一旦审计师不能证明自己清白，就面临败诉风险，从而不仅要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还可能要面临巨额的惩罚性赔偿责任，且赔偿金额越来越高。日益增高的法律风险迫使美国会计职业界改变审计思想，逐渐确立风险导向型审计。

　　风险导向型审计的内在思想是：任何审计业务都必须将审计风险控制在可接受的风险水平内。或者，通过内部控制测试等方法，确定风险最高的环节与部门，以便重点审计。但是，给定利己经济人假设与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风险导向型审计很容易走向极端性应用，那就是：审计师只要经过测试认为其风险可接受，即便被审计单位的财务报表存在一些不符合会计准则的现象，且这一现象也为审计师所知晓，审计师也可以签发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三、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理论分析

　　究竟什么是法律风险？比照瓦兹与齐杰瑞（1982）关于审计质量界定的思路，我们可以将法律风险表述为被发现的概率和发现后被惩处力度的乘积。被发现的概率又是谁可以起诉审计师以及诉讼的门槛要求两部分的联合乘积，这样，法律风险最终是谁可以起诉、诉讼的门槛要求、惩处力度等三个因素的联合乘积。

　　谁可以起诉审计师，是注册会计师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维度。按照审计签约过程，委托人通常是公司管理当局（管理者或主要的所有者）。如果只将委托人作为唯一有资格起诉审计师的行为主体，那么，可以预见的结果是：第一，对审计师的行为进行监督的只有管理当局以及相应的政府管制机构，监督力量不强；第二，审计师屈从委托人压力的概率将大大提高。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将审计师的责任对象扩大到任何推定的财务报表使用者，即便这些使用者在审计签约时并未直接参与签约过程、也不是签约中所涉及到的对象。公众投资者甚至也不需要证明其确实使用了财务报表而受损，只要其他相关人士因此而受损即可。换言之，在一个股权高度分散的资本市场上，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起诉审计师。这无形中增加了监管力量，大大提高了审计师行为不当被发现的概率。

　　诉讼的门槛要求，主要是指诉讼的技术难度。诉讼的技术难度要求越高，审计师被诉讼的可能性也就越低。审计过程是非常专业的技术性活动，要求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证明审计师履行审计的过程中存在行为不当现象，难度很大，且成本高昂。因此，美国1933年的《证券法》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审计师，个人投资者只要证明财务报表存在重大不实，就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审计师则需要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清白（法律上的次级举证责任）。从经济角度来看，举证责任就是诉讼的成本问题。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审计师，相当于由审计师承担全部的诉讼成本。从利己经济人角度来看待诉讼，成本的高低是普通投资者提起诉讼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上图中，横坐标表示诉讼成本（C），由零点往右，表明诉讼成本越来越高；纵坐标代表提起诉讼的概率（P），自零点往上，表明审计师的某一种行为被诉讼的概率越来越大。曲线（L）反映了诉讼成本与提起诉讼概率之间的关系。当诉讼成本为零时，提起诉讼概率接近1，表明即使审计师行为正当，也有可能被提起诉讼；随着诉讼成本的不断提高，基于成本效益对比角度考虑，提起诉讼的概率也逐步降低，审计师的法律风险也相应降低。

　　影响审计师法律风险的第三个因素是赔偿责任问题。对提起诉讼的人来说，赔偿责任代表了诉讼的收益。赔偿责任越大，诉讼收益越高；反之，则表明诉讼收益越低。综合考虑提起诉讼的成本与收益，我们可以形成四种组合：

　　上述四种成本收益分布象限中，第四象限肯定不会有自发诉讼被提起（但不排除政府或其他情况所提起的诉讼），而第二象限自发提起诉讼的概率最高，一、三象限的提起诉讼的概率要大于第四象限，但低于第二象限。美国会计职业的经验表明，它应当处于第二象限：1933年的《证券法》将举证责任转移给审计师，使得提起诉讼的成本非常低，而提起诉讼的收益越来越高。如，1998年安达信为其在Waste Management Inc.的行为支付了7500万美元；1999年，安永（Ernst＆Young）为the Cendant Corp.的会计丑闻支付了3.35亿美元；2001年5月，安达信（Andersen）同意支付1.1亿美元，以和解（settle－ment）其在Sunbeam公司中的表现。

　　从审计师的角度来看，在给定相对严格的执业环境和较高的法律风险的前提下，高审计质量会降低其可能承受的法律风险。反过来，如果审计师预见法律风险高，他的理性行为应当是提高审计质量，以尽可能降低法律风险。理论地看，法律风险与审计质量之间存在的可能性组合。

　　在上述可能性组合中，象限四的现象不存在（处于该象限下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快会破产）；象限二属于理想状态，其特征是：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程度低，市场效率高，能够有效分辨审计质量的高低，并通过市场价格惩罚低质量的审计师，奖励高质量的审计师；象限一、三属于常态，其中，美国审计质量主要是通过高风险来保证的。美国沉重的法律风险与高昂的诉讼成本迫使企业财务报表更加稳健、审计师行为相应更谨慎。这一推测已为多篇基于美国市场的所证实（Kothari et al，1988；Basu，1998）。

　　四、我国法律制度环境：法律风险何在？

　　我国审计业务恢复于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会计职业界开始感受到法律风险。其中，90年代早期的“三大案”（深圳原野、海南中水国际、长城机电）中，注册会计师都受到相当严重的行政处罚，经办会计师事务所被解散；1997年起又爆出琼民源、红光实业、东方锅炉新三大案。在红光事件中，先后有股民向上海和成都的地方法院提起诉讼，会计职业界开始广泛讨论法律风险问题。这种危机意识因为银广夏事件而凸显极至。

　　尽管如此，已公开的、与上市公司年度报表审计有关的行政处罚与法律裁决表明，我国会计职业界实际所承受的法律风险仍然较低，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起针对会计师事务所的民事诉讼。具体对诉讼资格、诉讼成本与诉讼收益的分析也表明，我国会计职业界所承受的法律风险极低。

　　第一，谁可以起诉审计师？到2001年底，我国仍然没有这方面的法律规定和判例。红光实业（600083）事件中，先后有小股东向法院提起诉讼，但都被法院以诉讼理由不成立而驳回；银广夏（0557）事件爆发后，证监会的高层管理人员曾鼓励中小股东起诉银广夏管理当局和相应的中介机构，但最后法院以技术不足以胜任为由暂不受理。这表明，至少在2001年底之前，我国资本市场的普通投资者将不具备起诉注册会计师行为失当的法律资格。

　　2002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法院受理和审理因虚假陈述引发的证券市场上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但是，该项《通知》并不会根本上改变我国证券市场上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风险问题，因为它给出了四项前置条件：只对已被证券监管部门作出生效处罚决定的案件进行；只受理在信息披露中进行虚假陈述的民事索赔案件；不接受集团诉讼；只有直辖市、省会市、计划单列市和经济特区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其中，第一条前置条件大大限制了被诉讼的对象，使得象银广夏一类、尚未被中国证监会正式处罚的公司，成为不可诉讼的对象；这一规定还大大延缓了起诉的时效性，从而增加后续法律诉讼的成本；将受理对象限定为虚假陈述，使得一些故意隐瞒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不作为诉讼对象；不接受集团诉讼，使得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