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80年代出生的人，在北京的两所大学一共读了五年——专科三年，专升本两年。
刚进大学，我还是一个腼腆的小男生，和陌生人说话，脸就发烫，这种性格和律师这个职业很矛盾，我自己也充分意识到自己的不足，所以在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特别注重自己综合能力的培养，在学校文艺社团、“准律师协会”、辩论赛都会有我身影。让我最得意的就是在一次班级辩论赛上，我一人舌战群雄，独占鳌头。我在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和同学尝试经商，历时一年多，最后以惨痛的失败而告终，这次的失败让我的思想成熟了很多，深刻感悟到了许多人生哲理。最深刻的就是：人生的道路应该是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不能急于求成，更不能每天幻想通过走“捷径”来提前达到人生目标（我想这些道理很多小孩也懂，但要真正领悟到其中的真谛还是需要切身去经历）。此后的几年里，只要有多余的时间，我就会参加社会实践，其间在法院做过近一年的书记员，在公司从事过行政工作，还有销售工作等等，在不同环境的熏陶和历练下，让我能吃苦耐劳，做事严谨、稳重、踏实。最重要的是，让我具备了较强的沟通能力和适应能力。我想这一切为我后来从事法律工作做了铺垫。
我喜欢生活富有挑战性，于是决定留在北京。由于大学的扩招，北京早已出现人才过剩的局面，刚刚大学毕业，经验不足的情况下，是毫无竞争力可言的。不过我的运气还不错，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成功应聘到一家香港公司北京办事处（h公司）做法律顾问，真是责任重大啊，后来才知道，当时这家h公司也是没有办法，才请我这个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当时这家公司被温州一家公司告上法庭，而原来的常年法律顾问正好离职，一时没有合适的人选。面试的时候我和公司老总聊了近两个小时，他问了一些很专业性的问题，我从理论上向他阐述了解决方法，在最后我也很坦诚的告诉他，我不是统招本科生，也没有任何诉讼经验，他当时沉默了一下，对我说：“我不但注重一个人的学历，而且更注重一个人的能力”，然后告诉我我被录用了，第二天上班。从这家公司出来，再也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把我找到工作的情况向我的父母、朋友一一说了个遍。
在此说一下，在去h公司之前，我去了好几家公司面试，但最后都没有音讯。每次面试回来，我就总结自己在回答面试官提问的时候，有哪些不足，然后加以改进。通过一个月时间的寻觅，最后能找到一份对口的工作，不由发出“幸运之神往往垂青那些有准备的人”的感慨。
去h公司第一天上班，行政经理就抱来一堆案卷，告诉我这是我要做的事情，我粗略的数了数大概有七、八件案子，不由吸了一口冷气，公司就我一个法务人员，要处理这么多的案件，其中不乏一些复杂的大案，给我这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真是出了一个大难题。行政经理告诉我再有二十天，就有一个诉讼案件，要去温州应诉，我方是被告（合同约定由原告所在地法院管辖），合同标的大概在40万人民币左右。于是，我开始研究案情。但时间一晃三天过去了，我对这个案件还是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下手，这时我才觉得，没有经验就从事诉讼案件真的太可怕了。一时间，我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头，但是想想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就这样放弃，实在太不甘心了。于是，我想起了大专时候的一个同学，他现在在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做实习律师，通过各方途径联系上他，他是个很热心的人，告诉了一些注意事项，有了他的指导，我很快掌握了处理案件入手的方法。由于没有经验，我只能多花点时间来研究案情，在网上查找相关资料和案例，每天我都会加班到十一点。
半个多月之后我去了温州，由于我准备比较充足，在法庭辩论阶段，面对对方两个律师的发难，我从容面对并予以冷静、而睿智的反驳。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辩论阶段，我主张因对方违反国家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而对方律师强词夺理，认为双方意思表达一致，应该有效。我当时很冲动的举了一个毒品买卖合同的例子，同样也是双方意思表达一致，难道这也是合法有效的吗？（其实后来想想，根本没有必要再去举这样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来反驳对方，合同是否有效法官心里有数）最后，法官几乎全盘采纳了我的代理意见，从而使这次诉讼超出了预期目标。这是我第一次独立代理诉讼案件，在温州中级人民法院门口，我留下了宝贵的几张照片。这次诉讼很大程度上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为我以后代理的案件奠定了坚实的心理基础。
在h公司的一年时间里，我先后代理几个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纠纷的案件，其中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案件，在此，我也想举出一两个案例，与大家一同分享我的成功。
这个案件是我代理的第二个案件，纠纷是从2004年开始的，对方是山东的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民营企业c公司，在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下，我所在的这家h公司从2004年起到我接手这个案件时已耗费了巨额的诉讼费用和律师费用，据我所知，在当时还请了香港知名媒体《XX报》向山东有关方面施加压力，但是最终只收回70%的货款。我接手该案后，查阅相关案卷就花了一个星期，我深深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多次向老总提出要请专业律师来代理，而老总一直不向我明确表示，没有办法，只有硬着头皮去干了。说起这个案件，经历了数次波折，往往是案件陷入僵局，而因为掌握了新的证据，使这个案件再次出现新的转机，从而使这个案件成为我法律职业生涯开端的一个重要案例。
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我来h公司之前，案件的发展情况。该案在实体法上没有太多的争议，而是一个巧妙运用程序法的过程。c公司与h公司有着长期的贸易往来，在2004年的一宗大额贸易往来中了产生纠纷，c公司通过当地没有管辖权的法院做出的裁定，数次冻结信用证、扣押提单，导致信用证过期，以达到不付款的目的。h公司多次向该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没有任何答复。2004年至2006年初，该法院先后4次冻结h公司的银行账户，更有甚者，在2006年年初，该法院作出了“先予执行”的裁定，强行扣划了h公司银行账户上的款项。
我接手该案后，h公司老总问我是否可以在北京起诉，我向他解释了“原告就被告”的诉讼原则，他听后，表情很木讷，我想他是被这个案件折腾得身心疲惫了。从他的脸上，我能看出他对法律的威严性产生了质疑，也许他也不对我抱有任何希望，所以才会把这么重大的案件交给我来处理。其实，我心里也不是滋味，深切感受到人生经验越丰富，你越会发现现实的残酷，与社会的不完美，越发现更多不正义的存在，就越发兴起百般无奈的无力感。在司法实践中，程序违法已是司空见惯，地方保护主义更是给程序违法提供了温床，使之变本加厉，我想可能我国有着“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吧，几千年都这么过来了。
我在阅读案卷的时候，发现在h公司与c公司签订合同之初，有过仲裁协议，约定发生争议后，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提起仲裁，但“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早在1988年就更名了，实则已经没有“贸促会”了，对方借此提出了仲裁协议无效。我考虑到如果在山东起诉，困难比较大。为了避开地方保护主义的司法壁垒，我尝试利用《合同法》关于债权转让的相关法律法规来实现“管辖权的转移”(我想法律界的前辈们应该都知道我的这一雕虫小技，在这里就不再一一阐述了)，最后管辖权被“转移”到浙江，时间是2006年，随后申请财产保全，当浙江法院的法官们赶到山东保全c公司的银行账户时，发现c公司早在2004年年底就已经不复存在。所有参与此案的人都对这个消息表示惊讶和怀疑，明明在2006年上半年还向法院申请“先予执行”，怎么会凭空消失了呢。经过了解，c公司已于2004年年底更名为d集团公司，不久我通过山东一家调查公司的帮助，采取某些“变通的方式”，获得了一套证据材料，以证明c公司与d集团公司之间存在着权利义务承继关系（当地工商管理部门无法获得该证据，我想也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从中作梗吧，连浙江法院的法官去调查都没有任何结果）。我从这套证据材料中得知，c公司变更为d集团公司时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增资，其中以上海虹桥区的两处房产作为实物出资，山东一会计师事务所为其做了验资报告。
C公司变更为d集团公司后，其原来的银行账户很有可能已经变成空户，为搜寻其其他财产，我即刻赶往上海，通过当地律师对验资报告中的两处房产进行了调查，其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房产早已过户到d集团公司董事长s先生名下，而且房产的实际面积及市值与验资报告中的描述相差甚远。经多方查证，d集团公司已成空壳一个，其财产都已转移至其旗下子公司和s先生个人名下，按照一位律师朋友的话说“d集团公司就是一个大口袋，谁和它有贸易往来就等于往口袋里送钱……”不可否认现实中存在着很多这种情况，即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贸易往来，实现聚敛钱财的目的，以逃避法律追究。我想这样的公司背后一定有着强大的律师队伍为其提供“法律意见”吧。在这里，我又不得不感慨一下现实的残酷，事实的狰狞和真相的黑暗。有时候我们宁愿逃避？可以不去理会，学会和大家一样的麻木，血在冷却？在凝结？我们像和尚一样波澜不惊。我想起鲁迅先生的一句话，“真正的勇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直面淋漓的鲜血”，这个缺乏公正和法制的环境，这个诚信沦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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