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转型期，经济改革不断向前迈进，政治体制改革也蓄势待发，客观上会给市场增加很多的不确定性风险，这是企业家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我们希望，转型期的法治建设能有助于减少企业家们面对的不确定性风险。

　　 这几年，有一部分学者开始宣传“中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我认为转型国家的确是有自身的发展特色。同时，我还是要强调，法治建设、法治政府是非常必要的。什么是法治政府呢？例如，如果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家公司在上市过程当中，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是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不需要私下拜见政府官员，不需要到处找门路拉关系，所有的上市工作都由专业化的中介公司完成，上市文件经过披露和公开之后，就可以通过程序上市，这样的政府就可以称之为“法治政府”。

　　 再例如，一个国家，如果经济上的交易都通过合同来表达，且这些商业合同都能够被执行——如果有企业不执行合同，就会立即因失去信用而被市场淘汰，或者被法院强制执行，没有人敢拿自己的信用开玩笑，政府把维持市场的秩序看成头等大事，那么这样的政府就可以称之为“法治政府”。法治建设对于企业经营的重要性，已经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转型社会的不确定性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企业家来说，这可能成为一种积累财富的机遇。我曾经提出“部门货币”的说法。部门货币的发展的确对消费繁荣起了很多的便利作用，也有利于企业做大做强，不过，我们不能光看它有利的一面，恰恰是这种部门货币面临严重的法律风险，不确定性太大，它形成的金融关系非常复杂，一旦出现问题，发生爆炸的时候，损失就会很大，风险会涉及到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很有必要对社会转型的长远发展趋势作出清晰的判断，也有必要谨慎看待那些法律不太完备的领域。古语有云：不谋万时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我们既要看到当下，加强企业经营管理，恐怕也要看到长远，及早进行风险防范。

　　 那么高校在上市公司风险管理这方面应该有哪些作为呢？政府发布的数据和有关文件，是一个市场裁判者作出的；企业发布的数据或者分析是参加比赛的运动员作出的，两者都是有立场的。高校恰恰不参加比赛，是一个立场相对中立的机构，高校作出的评论和研究应该是没有经济利益，也没有其他利益。

　　 海外高校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做类似的事，比如丽丝安（音译）大学在40年以前就开始做市场偏好指数，现在美国偏好指数是最权威的。北大也成立了一个社会科学数据中心，每年花很多经费采集各种数据，进行长周期大数据分析，每年发表一个报告并公开出版。社会科学和人文各学科教授都可以使用。

　　 学校除了立场中立的优势之外，还有人力资源的优势，学校有上万学生、几千名老师，这些知识分子可以拓展进行研究。这是任何公司人力都无法比拟的，学校的人力成本低且效果很好。学校还具有另外一个优势就是多学科，任何一个部门、任何一个行业很难具有很多学科，这个优势在综合性大学变得更加明显。最后，多领域合作得出的综合研究结论是单独领域想象不到的，高校的研究成果很需要媒体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