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特约评论员 高艳东

　　7月21日，在北京首都机场冀中星爆炸案发生后不久，女歌手吴虹飞发了条微博称：“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会，还有建委……还有我想炸的人是完全无节操的所谓好人。我才不会那么傻告诉你他的名字，等他炸没了上了新闻你们就知道了。”随后，警方以涉嫌“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将其刑事拘留。对此歌手的不逊言辞，“玩笑过界无妨说”与“治安处罚对待说”两派各执一词。

　　当下的网络秩序基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经此一案，言论自由与秩序底线，网络口水与法律禁锢等诸多价值冲突，想必能够定分止争。

　　毋庸置疑，无论在虚拟世界还是红尘俗世，言论自由是一个相对的命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曾经直言不讳：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不会保护一个“在剧院里妄称失火而招致恐慌”的人。同样，因网络语言攻击而构成侵权乃至诽谤、侮辱罪的案件，各国均不鲜见。

　　言论自由的绝对性在于无损于人、不害于世。言论自由的相对性，在于包括言论自由在内一切权利，均需止步于秩序的藩篱。只是，“秩序”有着一张普罗透斯的脸，张力无限、变幻万千。在不同时空、在各色领域，“秩序”色调不一、深浅有别。但现代社会的秩序海岸，经过自由浪花的反复冲刷，逐渐成型出普世性的稳固堤防——暴力基调成为言论自由的消声器。

　　民主社会奉行多元化，对抗议呐喊亦能海纳百川，唯独对暴力——无论是暴力行为还是暴力言论，均如临大敌。尤其是在法治成熟地区，社会对表达自由的尊重与对暴力言论的防范，相得益彰。“9?11”之后，整个北美社会进一步强化了“自由止于暴力”的观念：可以战天斗地但不能伤人，手段不当便无目的正当可言；对政客可以无限开火，极尽调侃丑化之能事，但一旦涉及暴力言论，法律态度立即冰火两重天；可以宣扬异端价值，但一旦含有暴力色彩就入地无门，沦为邪教。自由与暴力之间的暧昧关系，被秩序理性地彻底切断，暴力美学逐渐成为前世传说。

　　网络世界亦无例外，美国因网络暴力言论而被治罪的第一判例是赫迪(Daniel Knight Hayden)案。2009年4月14日，赫迪在Twitter中威胁称，要在一个抗议活动中杀死、伤害一些警察(没有证据证明他会实施这些行为)。第二天，FBI就因该暴力言论将其逮捕。2010年2月2日，地区法院以“通过Twitter发送威胁讯息”为由判其入监8个月。此案一出，网络江湖便有了“越过暴力底线，自由与撒旦无异”的言论规则。

　　而暴力的极端体现是恐怖袭击，一旦涉及恐怖信息，假作真时真亦假，警方必须“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玩笑亦可罚。余音未了的案件如，2010年1月20日，英国男子钱伯斯因对机场关闭不满而在Twitter上写到“你们还有一周多时间把事情搞定，否则我会把机场炸上天！”即便钱伯斯辩称是玩笑，警方也立即逮捕了他。此案也重申了“恐怖主义面前无戏言”的言辞禁忌。

　　吴虹飞案件中还涉及另外一个命题：公众人物应当有更多担当。

　　从道德正义立场看，利益与义务是孪生兄弟，个人从社会获取越多，对社会的责任就越多。公众人物的名利主要来源于社会认可，自然就更有义务维护作为利益来源的社会秩序。因之，对自由的追求、对秩序的尊重，名流贤达就有了较常人更多的注意义务。

　　从法律正义角度讲，公众人物言论的影响力或行为的示范性，更容易被明星效应放大，其社会危害性自然高于草根大众。这并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例外，而是评价行为危害性的必然逻辑。

　　自由与秩序，从来都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迎风飘扬的自由旗帜，必定有坚如磐石的秩序基座。没有自由，秩序就失去了价值；没有秩序，自由也就没有了意义。法律会谨慎地平衡社会价值，给自由以梦想，给秩序以敬畏；个人要谨慎地平衡价值选择，以确保在洒脱眺望远方之时，能够脚踏秩序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