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7月6日，穆尔西支持者在开罗持续聚集，声援偶像。
法治周末特约撰稿 雷希颖
当地时间7月3日深夜，埃及军方宣布，由于总统莫哈迈德?穆尔西(Mohamed Morsi)未能满足反对派的诉求，军方将执行之前的最后通牒，直接罢黜和软禁了这位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民选总统；并宣布暂停宪法；大法官将在过渡时期接管权力，准备新的总统和议会大选。
随后，数日前刚刚升任埃及最高宪法法院院长的阿德勒?曼苏尔(Adly Mansour)在军方的支持下宣誓就任埃及临时总统，暂行总统职权。军方的罢黜行动受到了反对派和示威群众的热烈欢迎，但也激起了穆尔西及穆斯林兄弟会支持者的强烈抗议。
宪法权之争
从穆巴拉克下台后新宪法生效到埃及军方宣布暂停宪法，埃及新宪法仅仅存活了190多天。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埃及国内政治一直以“宪法权之争”为主脉络展开。穆巴拉克下台以后，以坦塔维为首的埃及武装部队接管了埃及政权。之后，军方迫于示威群众的压力，宣布于2011年3月19日举行关于总统选举改革的宪法修正案的全民投票，该修正案的内容主要涉及总统候选人资格、总统任期、议员资格等9项议题。
其中，在总统候选人资格的问题上，修正案大大放宽了相关的条件，将埃及旧宪法规定的“总统候选人必须得到协商会议、人民议会和地方议会共250名议员的支持”的苛刻的参选条件改为“候选人必须获得议会中30名议员或全国约半数省份3万名合格选民的支持，或者由注册政党提名，但该政党必须至少有一名成员是议会议员”。
对宪法的这一修改，极大地放宽了总统选举的条件，降低了总统候选人的门槛，提高了各党派的参政议政的热情，为接下来的埃及总统选举准备了条件。
此外，该修正案还对总统的任期进行了修改，由原先6年一届和无连任限制改为4年一届及两届任期，这就消除了总统长期专政的可能。埃及2011年宪法修正案，是革命后的埃及所迈出的民主改革的第一步。
宪法修正案通过后，埃及又于2012年1月11日完成了人民议会的选举，并由新选的人民议会于2012年3月26日组建了国家制宪委员会，负责埃及新宪法的起草。不过，这个新组建的制宪委员会很快就于2012年4月11日被埃及行政法院叫停，理由是这个委员会受到伊斯兰政党的控制，无法反映埃及国内政治和社会的多样性。
直到2012年6月，新的制宪委员会才宣告成立。新组建的制宪委员会于2012年11月29日完成了新宪法的制定，并于当年12月15日至22日，顺利完成了全国的宪法投票。这部宪法由234个条款组成，分为国家与社会、权利与自由、国家权力机构、独立机构和监督机构、最终条款和过渡条款五部分。
新宪法一方面明确了埃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确定了埃及人民在政治、经济、社会和伦理道德上的权利和自由，规定了国家有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的义务，这是埃及在民主化进程上的又一大进步；另一方面，新宪法将伊斯兰教法原则确定为立法的主要来源，这就使得新宪法具有了浓重的伊斯兰气息——这是世俗派激烈抵制宪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宪法无法凝聚共识
在2012年的选举中，穆尔西虽然在大选中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大选，但51.73%比48.24%的支持率也清晰地反映了埃及国内的分裂状况。大选后，穆尔西强硬的政治作派，以及日益明显的伊斯兰倾向也让他逐步丧失了原先的一些来自于自由派和左翼的支持，这也进一步恶化了穆尔西的政治处境。
穆尔西上台后的一些行为对“政变”的到来和发生起到了加速作用。这些行为包括：穆尔西强硬的政治作派和急于求成、缺少政治博弈智慧的政治行为；伊斯兰政党的急于将国家“伊斯兰化”的行为；只注重形式的“民主”化进程、“多数派”的“民主专制”等。
反观埃及近两年的情况，随着2011年埃及革命的发生，“强人政治”在埃及被迫宣告结束，而原先被压抑着的各宗教和政治势力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上”埃及政治舞台的中心。2012年埃及大选后，埃及的国内政治逐步分化为执政党、军队和反对派三足鼎立、势均力敌的分裂状况，而埃及社会也与政治“同步”，逐渐演变为伊斯兰派、世俗自由派和其他宗教民族派别之间的对立。然而新宪法又没有化解各派政治力量的分歧和矛盾。
在政治上，军方作为埃及国内长期以来把持实权，享受特权，以及决定大权的关键力量，虽然在穆尔西掌权的初期受到了一定的打压，但并不妨碍它作为埃及最优势的政治博弈力量继续存在和发挥作用。军队的优势地位决定了，在需要的时候它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取代执政政府，实现对国家权力的接管和主导。
这一点在新宪法关于总统对于国防部长的任命必须从现有的军队高级指挥官中挑选、军费的规划必须由国家防务委员会制定，以及军事法庭有权对实施了“伤害军队权益”的埃及公民进行直接审判等条款上可见一斑。
与军队一道，埃及反对派也积极扮演着分裂埃及政治的角色。反对派主要由世俗自由派、旧政府势力以及其他非伊斯兰派别构成，它们一致以限制总统权力的扩张和阻击伊斯兰势力的壮大为目的进行抗争。
反对派从制定新宪法开始，处处给执政党制造障碍，例如由穆巴拉克时期延续下来的司法、安全部门的旧势力不断地在新政权的架构内给穆尔西政府设置“障碍”，挑战穆尔西的权威——埃及总检察长的罢免之争便是最好的例子；此外，在宪法起草的过程中，反对派的22名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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