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国法律透视 (China Legal Review)

　　王：王红松，北京仲裁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管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传说中的她很果敢，雷厉风行，作风很有“铁腕”的味道，毕竟，十五年，没有一种“巾帼不让须眉”的魄力，怎么能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造就今天令人瞩目的“北仲”?然而，当她出现在我们面前时，却很女人，微微卷曲的短发，优雅的暗绿套裙，中靴，偏瘦，淡淡的笑容显得亲切、随和。她开门见山的告诉我们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 一个多小时的交流，我们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她的“简单”，也慢慢体会到了简单背后的“大智慧”。

　　阅读与下乡：铸就坚实的起点

　　《透视》：从您的文章和演讲中能看出来您很喜欢阅读?

　　王：从小，我在家里非常民主，我的父母是30年代的大学生，思想比较开放，也允许我自由的发展。我就养成了阅读的习惯。我们家兄弟姐妹多，而且他们都是在寄宿制学校上学。每到周末，他们总是会带各种各样的书回来。三年级时，我已经看完了竖版繁体的《红楼梦》和《西游记》，国内的小说也读得差不多了，就开始读国外的小说，主要是苏联的小说，《怎么办》、《你到底要什么》、《叶尔绍夫兄弟》等，当然还有其他的小说如《神秘岛》、《福尔摩斯探案集》等。因为很爱看书，看了很多书，锻炼了以后比较开放的思维方式。

　　后来，父亲打成右派，母亲一个人要养六个孩子。因为家里就我不是在寄宿制学校上学，所以家里的活我都得干。我和我姥姥一起，买菜，做饭，搬蜂窝煤，都是自己动手。那么小，就去银行存钱取钱，有时还夹塞儿。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所以我从小就养成了很强的独立生活的能力。

　　到了十六七岁，我在东北插了八年的队，这八年不是下机关，而是正儿八经的在地里割麦子，养猪。你能想象么?不到二十岁的姑娘，扛一百多斤，在一个两层楼高的窄窄的板子来回的走，上面还有雪，很滑，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在东北，夜里干活，零下40多度，手带着手套都会冻的灰白。凭着一股认真劲，我连续几年都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

　　这段经历对我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当时条件那么恶劣，你只有无所畏惧，才能坚持下去。那样一段岁月，会让你觉得自己不会害怕失去什么，后面的任何困难都不是困难。这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财富吧。因为有一个历史的对比在这里，所以，我们与80后90后不同，不会觉得任何东西都是应该应份的。

　　简单是大智慧

　　《透视》：外界评价您是一位“果敢”，“雷厉风行”甚至“铁腕”的女性，您怎么看?

　　王：我觉得说我果敢，其实主要是因为我做事认真，比较负责任。凡是成功的女性身上都会有这种认真、负责任的品质。目标越单一，就越容易成功。因为我做事的动机是出于责任心，目的是想把事情做好，所以，对别人来讲很复杂的事，对我来说很简单，认真去做，不会受其他因素的干扰。通常开始时别人会觉得这是伪善，但时间长了，人家发现你就是这样，人家也相信你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回应你去做事情了。

　　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很简单很直率的，没有那么多心机，会真诚的去对待别人。其实真诚是比一切智慧更有用的智慧，而计谋会助长计谋。因为你怎么对待别人，别人也会怎么对待你。如果你简单真诚，人与人的相处就会变得很容易。我们这里的环境就是很简单、很轻松的。

　　《透视》：您是在这么一个大的机构里处于领导岗位，要处理很多关系，保持这种简单会容易吗?

　　王：一个人的简单并不代表着不需要智慧，如果你能不花时间去算计个人的得失，而是把时间都投入到工作中去，这对于你将来立足社会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简单，就是执着，别虚荣，别想那么多。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会考虑很多方面，比如说个人的关系，影响，得失等等。这样太急功近利，太计较个人的得失，往往会转移他的注意力，不能有百分之百的精力投入，那他的成长和发展都会受影响。有好些东西，你要是刻意去追求，去算计，其实很累。

　　其实我们这一代是受过正反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教育的人，经历过反右，文革，三年自然灾害，然后80年代的拨乱反正，九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又到现在，历史的大风大浪和一系列变革你都经历了，所以就对一些东西看的比较透了。

　　责任心和信心：化繁为简的利器

　　《透视》：您曾经是机关干部，工作也比较稳定，为什么当时会决定去接手这样一个完全陌生的摊子?

　　王：我们这一代人受着 “心怀祖国，放眼世界”的教育，关注社会，关心国家大事，有一种“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心胸。我们会思考，为什么我们和别人一样，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罪，到最后，别人可以过得很幸福，很满足，而我们为什么在经历了那么多磨难后，我们中国人那么勤奋，那么能吃苦，却还是面临很多问题，很多人还是觉得不幸福，原因何在?即使不是自己的专业，也总是很好奇，想着要找出原因，找到方向。所以，对于仲裁，也是一样，虽然是一个陌生的领域，但是我觉得自己有一种责任感，要把它搞好。

　　当时，这个工作是交给市政府法制办的，我是行政复议处的处长，也处理案子，所以业务比较接近。在组建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找到合适的人牵头，就成功了一半。当时没有合适的人，就想自己先做着。而这一做就是十五年。

　　《透视》：当时一定有很多困难，压力主要来自哪里?

　　王：还好，在组建之初，大家都有着共同的信念。包括仲裁立法，包括北京市政府的领导思路都很清楚。当时正好是92年改革开放，大家都是激情澎湃，就是想看看这样一种制度在中国行不行?如果不行，是不符合国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我想最大的阻力还是人的观念。那时收支两条线，这样对机构的伤害很大，也丧失了主动权。不过从99年开始，我们就开始自收自支了。当时有两个选择，要么坚持收支两条线，要么自收自支，承担纳税义务。我们当时就义无反顾的选择自收自支，这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我非常有信心，一是出自于对这个行业的判断。我认为社会对这个行业还是有需求的。拿律师行业来说，人家那么高度竞争，都生存的很好，而我们仲裁，一个地方只有一个，怎么会做不好?所以我对这个行业分析的很清楚。

　　另外，我对自己也很有信心，第一，我的性格使我能够把握住自己。我不自私，这一行诱惑很多，自私的人绝对干不了;我不怕得罪人，事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就是公事公办。其实人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正身行直，众邪自息”，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就没有了，就很简单了。第二，我的知识结构很好，，虽然不是法律科班出身，但是我是学管理的，所以既懂法律，又懂管理。此外，我在行政机关工作过，也接触过具体的案子，所以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我都了解。第三，我在政府里积累了很多人脉，尤其在开拓期，这是很重要的资源。这点也得益于我的父亲，他做高院副院长，口碑很好，虽然他不会直接产生什么作用，但是，我们在和法院打交道的时候，就有一种亲近感，在沟通的时候就容易的多。所以，这么多因素结合到一起，我觉得在组建的时候，我肯定北仲将来是最好的。

　　《透视》：您说过，人活一辈子，总得要有一件自己值得自豪的事情。您的自豪是什么?

　　王：北仲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我就已经挺自豪的了。它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都是我在直接负责，我的想法和理念都贯穿其中。因为我的这些行为，让当事人、仲裁员和同行都受益，而且在国际上得到国外同行的认可。这已经超出了我当初的预期了，我很自豪挺知足。

　　我当年关于体制、品牌、队伍和体制等一系列的目标都实现了，而且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而且，这十五年的时间，我们还在很多方面都做了创新。

　　那时我们的经济目标是先做到自收自支，再略有盈余。当时的奢望是资产达到一千万。但是现在，其他的不说，我们自己早买下了这里的三层半楼，原来资产是一亿多，按照现在的行情，恐怕得翻几倍了。当时也是赶上机会了，有机会我是决不会放过的。

　　《透视》：现如今，您也差不多功成名就了，接下来，您的追求是什么?

　　王：对于个人来讲，我算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我就是希望在自己满足基本社物质需求后，能为社会上做点什么，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比如，仲裁是一个比较国际化的理念，强调是用社会资质解决争端。中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是以行政的力量、国家的力量作为主导来解决。所以在现有的体制下把它嫁接成功，是要做很多事情的。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事在国际上都是常识性的，如机构独立、仲裁庭独立，但是在中国要做成，会很难。所以，下一步，我的追求是如何把我们这套国际化的体制落实到中国来。

　　幸福与成功的简单法则：有所为有所不为

　　《透视》：关于幸福，您有什么经验可以与女性法律人分享的吗?

　　王：律师和仲裁还是不一样，律师行业所处的环境要再差些。所以要有所坚持，有所放弃，对经济要求别那么高，衣食无忧就可以了。不一定要穿名牌，住豪宅，开跑车。这样自己很累，不值得。不过关键看你怎么选择。成功不能用钱来衡量，成功还在于你在业内的认同，认同您的专业素质，认同你的人品，在当事人和同行里树立了很好的口碑。再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你就可以快快乐乐的生活了，就很幸福，何必给自己施加那么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