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记者 向明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周叔莲教授，可谓中国新时期30余年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见证者和理论推手之一。

　　“文革”后期，周叔莲从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借调到国家建委工作。1977年下半年到1978年上半年，他参加了原国家计委组织的调查组到大庆油田调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总结大庆经验。1978年下半年，周叔莲开始研究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此后一直跟踪研究，提出了诸多创见。迄今为止，周叔莲亦未曾中断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在接受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时，这位早逾杖朝之年的资深经济学家回溯和梳理了30多年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并融入了他对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潜心思考和研究。

四个阶段 五种模式

　　财新记者：改革开放先后从农村和城市展开。在城市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是你学术研究中的重要领域，你也亲历和见证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整个历程。从宏观和历史角度来看，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是怎样的？

　　周叔莲：30多年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有变化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决定的。概括起来，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扩大企业自主权。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实行两权分离。从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从2003年开始迄今，一项关键改革措施是改革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

　　与此相应，国有企业改革也可以划分为扩大企业自主权（1978-1984年）、实行两权分离（1985-1993年）、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调整国有经济布局（1994-2002年）、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迄今）等四个阶段。

　　财新记者：国有企业改革历程之所以呈现为这样的四个阶段，遵循了怎样的历史逻辑和改革逻辑？

　　周叔莲：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就曾经对国有企业尝试改革，当时改革主要是在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划分上做文章。1978年开始的改革则把重点放在调整国家和企业的关系上，着眼于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与过去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相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通过改革，企业有了一定的生产自主权，开始成为独立的利益主体，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都有所提高，并将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缺口。

　　但是，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是在计划经济的框框下进行的，这一阶段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也不可能动摇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真正的企业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这一阶段的改革仍然是以产品生产者而不是以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

　　进入实行两权分离阶段后，改革的思路是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相分离。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要求，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具有自我改造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试图以两权分离促进实现政企职责分开和国有企业向市场主体的转变。

　　上世纪90年代初，国有企业改革强调转化企业经营机制，贯彻的也是两权分离的思路，主要是通过经营承包责任制实现。但是，实行承包制的企业既不能做到完全自主经营，更说不上能够自负盈亏，也就难以做到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两权分离理论只承认国有企业有经营权，不承认企业作为法人应该有财产权，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不可能真正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制约，不可能成为真正的企业。

　　为了使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改革的战略指导思想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转变。因而，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调整国有经济布局。这两项措施的实质是推进产权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其理论依据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产权关系明晰作为现代企业制度的第一个特征。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又经历了一次飞跃。

　　我曾提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发展的五种递进模式：第一种，实行供给制的企业模式；第二种，实行经济核算制的企业模式；第三种，有简单再生产自主权的企业模式；第四种，有经营权的企业模式；第五种，有法人所有权（法人财产权）的企业模式。

　　第一种企业模式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设想过的企业模式，他们把整个社会设想为一个大工厂。这样的企业就类似一个车间，用产品分配来代替产品交换，对企业实行供给制的管理办法。这种模式在苏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实行过，在我国革命根据地也曾经实行过。

　　第二种企业模式在斯大林主持下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有完整的表述，即企业不仅归国家所有，而且由国家经营，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它是苏联和我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前实行的模式。虽然也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由于实行统收统支、统销统购，企业是上级机关的附属物，因此并非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第三种企业模式是孙冶方上世纪60年代提出的模式。他把资金价值量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作为划分企业和国家职权的界限，主张企业有资金价值量简单再生产的自主权。

　　第四种模式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肯定的模式，其理论根据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可以适当分离，国家掌握所有权，企业掌握经营权。

　　第五种模式主张企业不仅有经营权，而且有法人所有权，国家则保留最终所有权。

　　以上五种企业理论模式，反映了社会主义企业发展成为真正企业的过程。

国有企业改革从“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起步

　　财新记者：改革开放以来的国有企业改革是如何起步的？

　　周叔莲：是从1978年10月四川省选择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开展扩权试点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国家经委等六个部门又在北京、上海等城市选择首都钢铁公司等八家企业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试点得到了许多企业和广大职工的拥护。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普遍开展，给理论界提出了许多必须研究和回答的问题。例如，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国营企业是最成熟最彻底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为什么这种生产关系需要改革；经济改革包括多方面的内容，企业改革在经济改革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国有企业改革除了扩权让利外，还应包括哪些内容；怎样才能处理好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多种经济成分的关系，等等。对于国有企业的改革目标也有着激烈的争论。

　　在粉碎“四人帮”后，我和吴敬琏、汪海波合写了一系列拨乱反正的文章，其中有不少涉及企业问题。我们当时提出：企业再生产是整个社会再生产的基础。不充分调动企业的主动性、创造性，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就不可能迅速发展。而我国国有企业没有机动权利和独立性，事无巨细都要向上级机关请示。因此，实行国有企业改革，发挥国有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成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

　　关于经济改革和企业改革怎样推进，当时有许多不同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废除国家所有制，主要发挥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我们赞成在公有制为主体的情况下允许各种经济成分存在，但不赞成这些人的主张。我们认为，研究所有制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社会主义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国营经济又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发展经济，还是调整所有制，进行经济改革，首先都要高度重视发挥国有经济作用；即使就发挥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作用来说，也要以发挥社会主义国有经济的作用为前提。

　　在改革初期，对于如何扩大企业自主权也有争议。有不赞成的，也有主张尽快扩大的，还有认为国有企业很快就能实行自负盈亏的。我在《扩大企业自主权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中提出：扩大企业自主权必须考虑到各种主客观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些条件包括国民经济结构的状况，国家经济领导机关的管理能力，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同程度。扩大企业自主权要努力避免盲目性和消极后果。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国营企业盈亏责任制或盈亏包干的办法比国营企业自负盈亏的办法更好。我分析了盈亏责任制和自负盈亏的联系和区别，提出盈亏责任制或盈亏包干是改革过程中可以实行的一种办法，但企业改革的目标应该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以后的实践表明，只有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之后，国有企业才有可能真正实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

国有企业改革得与失

　　财新记者：国有企业改革已历30余年，这场漫长的改革是否达到了预期目标？你如何评价30年国有企业改革的得与失、成与败、荣与衰？

　　周叔莲：1998年，在回顾我国国有企业改革20年历程时，我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经验教训有以下10条：

　　1.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 该内容可能有会员内容，需要登录查看全文，点击这里在顶部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