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投资的风险往往是积累起来的，双方由于沟通的原因，由于文化的鸿沟，由于我们自身内部体制上和机制上的问题，这种风险会慢慢积累，最后会直接转化为一种法律风险

　　文 刘新权（武汉钢铁集团总法律顾问）

　　武钢作为一个大的钢铁企业，在“十二五”期间将要达到6000万吨的钢铁产量。按照1.6吨矿石出1吨铁，得将近8到9万吨的铁矿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武钢和整个中国钢铁行业一样，对外的依存度将在50%以上。这样一来，中国的钢铁企业就必须根据各自的战略需求走出去。2005年，铁矿石在中国的销售价格是63美金，到2011年是160美金，一吨高了97块钱。2011年武钢一共进口了将近6亿8000万吨矿石，仅此一项一年就多支付了将近600多亿美金。所以说，武钢走出去是被逼出去的，必须在海外建立自己稳定的矿石资源——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法律制度、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经济和文化的环境下，进行长期运营的企业，其中的风险是非常明显的。这个风险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国外的企业到中国来也是同样的。

　　 在中国，已有一批企业长期在海外运作，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中远，中建，等等。对于很多中国企业来讲，无论是体制上、机制上，还是业务流程的设计上，都曾经缺乏海外的这一块。非常有幸的是，作为搞法律的，我参与了武钢海外业务的整个商务谈判。并且作为企业的一个行政高管人员，我还要分管海外项目具体的运营管理。随着项目的推进，它会随时涉及到原有企业的一套管理制度，一套机制，都要适应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

　　我们的企业在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都有业务，风险特征也不一样。即便是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他们也可能有非常完备的法律体系。比如，在非洲马达加斯加，虽然这个国家很贫穷，政局有一些动荡，但它是法国的殖民地，具有非常完备的一套法律体系。在委内瑞拉，在巴西，这都是过去西班牙的殖民地，也有非常完备的一套法律体系。在加拿大、在美国或者是在澳大利亚，市场的监管对于一个市场主体在市场上所有的运营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比如我们在澳大利亚要建一个港口，一旦政府批准了，马上就有一个政府部门出面，把这个地方的海洋气候、环境数据监测起来，待港口建成之后，会跟建港口之前的数据进行比较，一旦发现出了问题，你就要为此承担责任。我们曾经确定在马达加斯加建矿，同样马上就有政府的部门过来把地上的草和植被进行检验，如果建成之后跟建成之前发生了环境的变化，你也要承担责任。另外，项目建成运营以后，如果发生了变化，你还要承担责任。

　　事实上，很多海外市场对企业产品及其标准都有极高的要求。新上任的魁北克政府对企业提出的一些要求之高令人难以置信——说他们的防洪标准是什么样的？他的防洪标准要按照一千年来安排。这就说明人家的政府，要对40代的人负责任。这样的高标准对企业的经营投资无疑带来巨大的挑战。此外还有一个跟外方文化融合的问题，要针对不同的商业模式，不同的价值观，运用经验和智慧慢慢去融合。所以我总是认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在决策阶段，在商务谈判阶段，只要运用智慧、资金和中介机构，争取领导的重视，我们就可以回避这个阶段的风险。应当注意的是，在项目交割完成以后，在长期的运营管理当中，它的风险我们同样不要忽视。这个风险是积累的，双方由于沟通的原因，由于文化的鸿沟，由于我们自身内部体制上和机制上的问题，这种风险会慢慢积累，最后会直接转化为一种法律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