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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新权:不要以为国家不发达就藐视法律

2014/9/10 字体: 来源:新浪财经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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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举办的“2014中国企业500强发布会暨中国500强企业高峰论坛”于9月1日-3日在重庆举行。上图为武汉钢铁(集团)公司总经理助理、总法律顾问刘新权。(新浪财经 梁斌 摄)

以下为演讲实录:

刘新权:去年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上曾经有一个宣布,今后五年中国每一年对外投资,每一年将是直接投资一千亿美元。刚才主持人讲的,随着国际经济的一体化,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将会使中国成为一个资本输出大国。无论是中国的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在不同的社会制度法律环境,社会条件下去开展项目的建设,无疑对我们来讲是一个挑战。

我已经幸运的是参与了武钢这一轮走出去,从决策商务谈判以及项目交割以后落地的运行,其中有几点比较突出的体会,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体会,中国的企业项目到国外去,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实际上认真去考虑,就跟一个人成家一样,谈恋爱,拿结婚证,举行结婚典礼,两口子过日子是一样的。

真正中国的企业现在如果在决策阶段,在商务谈判包括项目交接阶段,通过领导资源集中,和大成律师事务所我们有充分的能力和技术手段,防范在决策阶段和项目交接阶段的风险可以预防。这个风险是有一定规范性,也比较好识别。但是一个项目交接完以后,落地以后,它的运营、管理、风险特征,商业文化的融合和社会文化的融合,是一个海外项目落地以后重大的挑战。很多观念在海外就会要发生重大改变。比如社区责任的问题,中国的企业在本土上的社区责任仅仅是在过去局限于在交税,我们像政府交税了就尽了社会责任。当我们项目落地以后,社区周边如何和谐相处,在不发达地区我们要修路,办学校、医院这是一个典型标志,这些工作是在预算里面没有的。有一些中国企业走出去,条款里面规定的支付性责任做得好,但是项目所在地老百姓没有看到这个项目可以带来什么。

第二关于环保问题,中国企业在海外环保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在澳大利亚有一个港口,港口批下来以后马上有第三方对港口海洋气侯粉尘环境进行检测,三个月以后的数据,三方签字以后保存下来。马上就有环保部门把地下草皮采起来,看看土壤在项目没有建成之前,有没有重金属。我们在加拿大拿下来以后,马上就要环保部门把湖里面鱼捞一条上来进行生物检测。你的港口建成了,再把环保质量拿出来跟没有建成以前的进行比较,就可以得出你的项目对环保有多大影响,你就要掏钱对生态环境进行恢复,这个是我们在国内没有碰到的。如果在国内只要一个环评就可以,但是在巴西做项目的时候,项目申请之前的环评,项目在建设时候的环评,建设完了以后来生产的时候还要来一个环评。我们到国外项目落地以后,有一个风险的特征是基本的。

在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市场经济很发达的国家,风险就是你按规律办,自行车撞了人,都可能引发成法律问题。这些不发达地区往往给我们带来更大的麻烦,是因为有些中国企业认为,在澳大利亚、加拿大这些国家法制健全,我要认真一点,在不发达地区没有什么法律,往往在这些地方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是因为这些国家他们尽管经济很落后,但是他们具有殖民地法律体系。在非洲地区有很多是法国的殖民地,除了留下了文化,还有一整套法律制度。所以很多一些中国企业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就提醒他们,不要以为这个国家不发达,就忽视甚至藐视国家的法律。

在国外的社区责任方面还有一个劳工关系和工会,到国外去以后,中国的工会不一样,把中国工会拿到国外去,实际上国外的工会势力很大,一个企业如果跟工会关系做得不好,很有可能把这个企业搞垮,收购一个项目的时候,合作一个项目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跟工会沟通,在收购的时候,首先要跟工会沟通,让他知道这个企业换了东家以后,不会给员工带来麻烦,相反带来更多职业的提升,或者收入的提升。还有一些员工,在非洲地区有没有种族歧视,这个是麻烦的。在非洲地区很多中国企业与当地的冲突,就是来自于潜在的种族歧视。出去以后很敏感,我们想过没有?黑人对我们的态度,语言不通,对于我们的表情,给他实际岗位,薪酬、语言上他们有非常敏感的感觉。有人会不会在心里骂他黑鬼,非常不具备平等,他们是可以感受。很多黑人工作很勤奋,很老实,他们只是没有受过教育,往往会受到少数人的歧视,这种矛盾最后直接转化成跟企业的冲突。这些并不是在谈判、决策阶段可以看到的,可以去回避的。而是项目在日常运营过程中,相当于两口子在一起,一个受过很好的教育,一个来自大山,两个人组成在一起的以后,因为背景不一样,会有很长时间的磨合,我们项目也是如此。

中国的企业在决策阶段,商务谈判阶段,有充分的智慧去回避识别一些风险制定防范措施,真正的风险是来自项目落地以后,在运营管理过程中,跟员工跟当地的社会,跟合作者在商业文化和本土文化融合方面,是一个最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会直接把这个企业破坏投资的目的。在委内瑞拉的项目,因为没有处理好,所以员工罢工。在罢工的时候还给他发工资,这种不能妥善处理。中国的企业无论走出去并购还是投资,还是参股,只要离开了,在新的社会环境上,一定要高度考虑到体制机制适不适应?我有一个体会,宝钢的董事长总结得很到位,中国的企业走出去体制机制是最大障碍,人才是最大的资源,文化是最大的能量。我们有什么办法?如果企业到国外去一定要紧紧依靠,除了依靠公共班子以外,当地的顾问、法律以外,更多是要依靠当地的商会。通过他们高度你怎么样树立这些关系。

国际非政府组织在国内很少碰到,很多中国企业都遇到过国际非政治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国际劳工组织等等。他们很关注中国的企业,曾经有中国企业被评为最差雇主企业,实际上不代表官方组织,是非政府组织。很多中国企业以为你不是政府,也不是当地什么,不理睬这个是非常不对的。所以有很多大使馆高度提醒我们,使得我们的工作在大使馆指导下做得比较实际一点。商务部会告诉你,这个地方哪些项目可以做,那些不可以做。我们遇到一个紧急突发事件,大使馆第一时间告诉我们这个事情怎么处理?依靠大使馆,有很多中国企业出去,不善于运用国家的品牌,在座的各位出去一定要依靠大使馆,我就谈这点体会,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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